中央國家機關86個部門和單位清理騰退辦公用房365萬平方米；山西清理超標辦公用房64萬平方米，1.5萬余個項目被停；湖南黨政機關騰退多余辦公室，面積87萬多平方米……中央先后出臺“停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通知”和《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后，各地不斷傳來限建清房“好聲音”。

　　繼公務出國、公車、公務接待之后，浪費嚴重的豪華超標“官衙”，成為社會關注的“第四公”頑疾。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地方在當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應付式”清理。

　　特權意識要消退，隱蔽“官衙”要“顯身”

　　湖南省級領導每人只保留一處辦公用房；廣東清退辦公用房3300多間，面積14.6萬平方米；遼寧省委、省政府領導帶頭騰退超面積辦公用房……近期，多地對領導干部辦公面積超標進行了清理騰退。

　　除了“三公”浪費之外，被稱為“第四公”的辦公用房奢侈浪費成了沉疴難題。中央雖然三令五申，但此類現象屢禁不止。2013年7月，兩辦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為確保落實，有關部門開展了督查活動。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等幾大系統的“一把手”，和中央國家機關“一把手”和部分領導班子成員的辦公室被納入實測范圍。

　　按照相關規定，正部級每人使用面積不超過54平方米，正司（局）級每人使用面積不超過24平方米，正處級每人使用面積不超過9平方米……然而現實中不斷有面積超標、設施豪華的領導辦公室被曝光。從查處情況看，一些問題亟須關注。

　　辦公用房面積屢被突破，一些地方置制度和要求于不顧。目前多數地方公布的清退數字都很籠統，只涉及單位總人數和清退總面積，清退出來的房子作何用途未作進一步說明。

　　超標用房清查應無“死角”。采訪調研發現，隨著辦公樓奢華之風的蔓延，不少地方出現了“級別越低、領導辦公室越闊”的怪象。一些鄉鎮領導辦公室面積超標，并配備會客室、小會議室，乃至臥室、淋浴房，樓內還有健身房、娛樂室，有的甚至達百余平方米。

　　當記者問及辦公室超標帶來何種影響時，有的領導竟稱：“工作辛苦，改善辦公條件，有什么不可以？”此外更多的解釋是“歷史遺留問題”，還有人稱“樓蓋得有氣魄才能招商引資”。

　　一些建成的辦公樓“大隱于市”。如四川郫縣豪華政府辦公樓，建成5年未掛牌，媒體曝光后才“羞答答”地“承認身份”。安徽某縣級市氣派的市委、市政府大樓啟用兩年，樓前竟無一塊醒目的標識牌。還有一些單位，以“調度中心”“檢測中心”等名目“升級”辦公樓。專家指出，這類隱蔽的“官衙”必須顯身，督查才更有力度。

　　“樓改”不像“切豆腐”，改革面臨三難題

　　多年來，關于新建樓堂館所的禁令不斷，但少數“豪華衙門”仍不斷涌現。國內一些地方也在悄然試水“樓改”，如浙江溫州去年4月率先在全國試水行政事業單位辦公用房制度改革，但近一年來步履艱難。

　　原本打算建立“超標辦公用房集中統一管理”，即超標建設的有償使用；無法用于調劑的可市場化運作公開招租，規范國有資產處置行為，但辦公用房改革如今卻遭遇擱淺。

　　溫州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陳波介紹，一是“定標難”。根據2009年國家發改委公布的《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縣級正職辦公室使用面積20平方米、副職12平方米，其直屬機關科級干部9平方米，科級以下6平方米。而這樣的標準與實際情況相差太大，難以“對號入座”。

　　比如，一些縣處級領導的辦公室往往是“多功能廳”，集辦公、會客、小型會議、休息于一體，遠超12平方米。科級干部6平方米，實際上現有辦公用房沒有這樣大小的房子，那就要幾個科長合在一起辦公，大家擠在一起接待來客、打電話互相干擾。

　　二是“切割難”。辦公房屋類型多樣，建好后結構、大小已確定，分割、調劑起來不像切豆腐，若超標幾到十幾平方米，無法“切”出來收回。有的單位獨門獨院，超出幾間房子、幾十個平方米，也難以騰出來給其他單位使用。

　　記者調查發現，清理辦公用房超標，一是多占的要退，二是“有余”的勻給“不足”的，三是超標面積處置拍賣。但現在多是“避風頭”心態。溫州一位處級干部說，“用房嚴重違規的多是領導，清房就是要動領導的特權，他如果不是真心改革，效果怎能落地？”

　　在一些地方，還出現了“水過地皮干”式的“假改革”苗頭。為應付上級，該局局長、副局長搬到處長辦公室，處長搬到科員辦公室。

　　“制度＋問責”，讓違規者在奢華辦公室里“坐不住”

　　自1988年首個樓堂館所“限建令”（《樓堂館所建設管理暫行條例》）以來，國家層面發布的政府性樓堂館所管理文件超過十個。去年底中央印發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中，對辦公用房的管理專門設立章節，條目細化到7條，有利于規范和治理樓堂館所超標。

　　興建豪華辦公樓既是一種鋪張浪費，又是官員“特權意識”的體現。一些群眾更質疑，建筑工程是腐敗高發領域，應關注是否有人因負責豪華辦公樓工程撈到了“意外之財”？

　　“辦公樓豪華得像白宮，讓群眾怎么敢往里走？”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授劉獻認為，“豪華衙門”之風早就該剎。“樓改”多年來屢陷“一陣風”式的困境，首先在于缺乏制度，多為突擊式檢查整改，沒有問責，最終不了了之。其次，財政預算存漏洞，豪華大樓屢屢獲批。

　　“此類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遜于‘三公’亂象。”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認為，一些地方領導帶頭“清房”可以降低改革阻力，但要長效遏制“第四公”，核心仍在于監督與懲戒。譬如“曬曬”樓堂館所“賬單”，對于超標面積限期騰退或沒收、拍賣，對辦公用房統一管理調配，加強剛性治理措施，可以有效避免改革“縮水、回潮”。

　　（據新華社北京2月9日電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陸文軍、張和平、徐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