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我有機會參加“世界華人炎帝故里尋根節”，在文化論壇上，聆聽了學者們關于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論述。我就炎帝神農文化與中華文化之源談談自己的思考。
一、“文化”新界說與文化自覺
過去我們熟悉的關于 “文化”的界說，是從西方人類學研究成果中輸入的，認為 “文化是一種文明所造成的生活方式”，將文明與文化聯系起來，是有道理的。
炎黃文化是我國五千多年連綿不斷、博大精深文化的源頭。炎帝族和黃帝族是史前兩個關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他們對后來中華民族的生衍發展有很大影響。炎帝神農發明農耕，揭開了中國走向文明的帷幕。發明醫藥是炎帝神農時代的又一重大成就。傳說炎帝神農發明了五弦琴、七弦琴，創制了名叫《扶犁》的樂舞。樂器的發明、樂舞的創制，說明中國文明起源時期將 “樂”提到很高的地位。有了這個起點，為后來西周時期禮樂制度作了鋪墊。重視人的感情抒發，用禮約束感情，力求將禮、樂統一起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線之一。
談到這里，就會想到隨州編鐘，1978年曾侯乙編鐘出土，1981年又出土了36件編鐘，2010年中國音樂家協會授予隨州“中國編鐘之鄉”的美稱。這些都和炎帝神農創制樂舞有著淵源關系。還有，傳說炎帝演八卦為六十四卦，這也許是西周時《周易》一書的源頭。奇數為陽爻，偶數為陰爻，由此從占卜中分出陰陽兩大類別。陰、陽概念最初作為山的向陽面和背陰面，這在原始農業生產中先民們可能已有樸素認識。經過長時間的生產實踐，人們才從廣大的物質世界中抽象出兩大物類或兩大性質的概念即陰與陽，這從《周易》經文中可以看到。由此可以看出，從傳說伏羲畫八卦、炎帝神農演八卦為六十四卦，再到孔子和儒者對于《周易》中關于人生道理的發揮，反映了中國從原始文化到原創性文化的長期演變發展歷程，表現了中華文化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從具體到抽象，從個別到一般的思維發展路徑。
二、中華文化研究與中國歷史研究相結合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的統一與遼闊的疆域，是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開發的；深厚的文化傳統，是56個民族及其祖先在幾千年發展過程中共同創造的。
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百家之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原創性文化，是炎黃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百家之學”，其理論之宏富，論說之深刻，其相反而相成的作用，為后來中華優秀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統一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為中華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秦代的法治也有其不足，成為秦朝迅速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漢承秦制，并接受秦在文化上偏失的教訓，倡導儒家思想學說，力圖融合“百家之學”。又有絲綢之路的開辟，為漢代國力強盛與文化軟實力提供了有力保證。隋唐時期的民族融合、人口遷徙與民族間文化交流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全面進步，這既有本土文化中各學派間的會通，也有本土與外來文化（如佛教）的融合，從而極大地提升了中華文化的創造力。宋明時期儒學有了更大的發展，它力圖構建融通天、地、人的理論，使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三、加強研究中華優秀文化的基本元素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哪些基本元素?哪些核心價值理念？我國學術界有不同看法，經過討論，將來會逐漸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我的淺見，認為這些核心價值理念似可歸納為：天人之學、自強不息、以民為本、居安思危、道法自然、誠實守信、厚德載物、仁者愛人、尊師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異、天下大同。這些理念產生的歷史背景、豐富內涵及其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等，都需要做深入研究。這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更加深入人心，因為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是我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
這里我想舉古代天人之學為例加以說明。
我不贊成用“天人合一”來指稱中國文化的特色，理由是：這只是天人之學中的一個理論觀點，見于西漢時期儒學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他說：“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按其思想體系，這種提法其實是“天人感應”論的一種表述，這明顯帶有天命決定論的色彩。
戰國末期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學認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觀點。他在名文《天論》中說，天有常規，不受人的意愿支配。順應天 （自然）的法則，加強農業生產，人們將從天那里取得生養之資，如糧食等。如果人們違反自然法則，將受到它的懲罰。在荀子看來，人們抓住農業這個根本，厲行節約，天就不能使人貧困，也不能使人遭到禍患。
總之，中華文化的特色，主要不是神學，而是人學。中華文化的主流以“人”為核心，進行探索，產生了“天人之學”（探討什么是天？什么是人？天與人的關系等）、變易之學（探討世界萬物和社會變化的道理）、為人之學（探討人的道德倫理標準，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會通之學 （探討不同學術文化觀點如何融會貫通），在這些方面構筑了豐富的中華文化之學。
（作者系中國思想文化史專家、西北大學和清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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