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隨州炎帝文化的幾點認識和思考
二 、隨州地區的考古文化反映的炎帝時代 的社會狀況與文明發展程度
近年來研究炎黃文化的學者普遍認為：將文獻記載與考古發掘成果和民間傳說相互結合起來，是深入推進炎黃人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和算途徑，對隨州炎帝文化的研究也同樣如此。
關于炎帝故里在隨州不僅有豐富的文獻古籍記載，也有世代相傳的民間傳說，而且在隨州地區周圍還有大量的考古發掘形成的考古文化也對炎帝時代的社會狀況及炎帝開創的遠古文明有所印證。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曾組織了由李學勤、張豈之教授作為總主編的八大冊《炎黃匯典》，其中就有豐富的材料，包括文獻記載與炎帝遺存——神農洞、神農廟的圖錄，證明隨州厲山確可以說是炎帝神農氏的故里。當然《炎黃匯典》對其他地區有關炎帝的遺存遺跡與文獻記載也同樣有客觀的反映。這里想進一步說明的是隨州當地學者對于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研究表明，在隨州地區周圍發現有多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并發掘出大量寶貴的文物，這些新石器時代 的遺存與文物，其時間范圍大致在6000年至4000年左右，我們在參觀隨州博物館時就看到了這些資料。考古文化史料證明五、六千年前的隨州、棗陽走廊已經分部有許多氏族的村落，棲息在這片土地上的遠古人類已經有了相當高的文明和文化。這些文明和文化表現在如下各個方面：
其一，如位于棗陽市的雕龍碑遺址，還有三里崗鎮吉祥寺村的冷皮埡遺址中含有大量的稻谷殼，在西花園遺址中，也有大量由稻草拌泥而燒成的紅燒土，內含大量的稻谷殼。種稻是隨州先民們的一種謀生方式。而隨州先民的農耕活動十分發達，他們已懂得了挖溝引水、掏井取水排灌。如安居北城外遺址中就有人工溝渠，府河馮家畈遺址中發現“陶井”。說明當時已經有了“井”。有些文物表明當時的糧食已經有了剩余，因為西花園遺址中出土200多件喇叭口紅陶杯，專家們認為這可能是當時的酒杯，倘若糧食匱乏，不可能飲酒，酒杯的出現說明飲酒已是當時先民的習俗，由此我們不難推知當地農業生產的發達程度。
其二，是紡織業發展水平很高。在隨州新石器遺物中，陶紡輪較為普遍。如西花園遺址共出土陶紡輪達250件以上，可以想見當時紡織手工業的發達程度。從大量出土的陶紡輪看，甚至可以推論，西花園遺址很有可能是當時隨棗走廊地區的一個紡織中心。
其三，是制陶業已經成為獨立經濟部門。在隨州境內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陶片、殘陶器是常見的文化遺存，包括黑褐、紅灰等多類。當時主要的生活用具是陶器，制法多為輪制，且品種多樣，說明當時隨州地區的制陶業已經走向較為興盛的階段。輪制陶器成為一種產業，意味著在生活用品上已有了剩余，而且有些地方特別是上層人物生活的地區，已經從農業生產中分化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手工業生產行業。金雞嶺文化遺址中出現專門的制陶區，可以進一步說明制陶文化在當時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四是定居生活包含了城市的萌芽。在雕龍碑遺址中，隨棗走廊出現單間或雙間的地面建筑，隨州府河馬家畈遺址中有“屋基”的發現，說明那時的人已經有“室”了。隨州洛陽金雞嶺遺址，人們的文化聚落已經分生活區和制陶區。這些說明，新石器時代的隨州人所創造的文化已經不是流動的，而是固定的。聚落遺址有一定的區劃，不同區域有不同功能，說明那時隨棗走廊地區可能有了原始的“城市”。因為是否有城市出現，也是是否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標志，考古界就有人將雕龍碑遺址視為炎帝神農的“都邑”，其安裝有滑拉門的房屋建筑所反映的建筑技藝已有很高水平。
其五是產生了初步的文明與宗教信仰，隨州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因安居而有閑暇，其思想境界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有了文化創造活動。他們創造了萌芽狀態的文字。如西花園遺址的平底杯，圈足碗等器物的底上面出現了一些類似文字的刻畫符號，而且是燒之前就刻上去的。一些考古工作者推測它們很可能是更為原始的文字。目前存世的正式文字是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而甲骨文已經是很成熟的文字，應該說文字從萌芽產生到走向成熟，肯定有其發展演變過程，前些年在河南舞陽等地有發現有類似文字的刻畫符號，我們說西花園遺址中平底杯底面上出現的刻畫符號似乎是更原始的文字并非完全是一種推測。另外在一些紡輪上出現了太極圖形，說明他們創造了反映中華民族哲學思維的太極圖和萌芽狀態的宗教觀念，有些在雕龍碑遺址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陶鐘、陶鈴、陶塤，還有手捏制的小動物，如鳥、羊、雞、狗，形體雖小，但造型逼真生動。這些都充分顯示了當時隨棗走廊的先民們的聰明智慧與藝術生活。這些方面與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氏的創造貢獻如“制耒耜”、“殖五谷”、“和藥濟人”、“日中而市”、“制琴弦”、“養民以公”等等，有著相互對應關系。
我們從考古遺存遺址中發掘出的各種文化等考古文化成果在各方面的表現看，都直接間接地反映出隨州炎帝時代的社會狀況與文明發展程度。一方面說明隨州地區作為炎帝神農氏的故里，既有大量文獻記載，也有考古發掘的相互印證，另方面也一些發明創造和炎帝時代文明發展程度。我們說炎帝是中國遠古文明的肇造者絕非空穴來風。
三，傳承和研究炎帝文化的重要意義
二十一世紀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新的炎黃文化熱，從中央到地方都紛紛成立了炎黃研究會，凡是炎黃二帝足跡所至之處，每年大都舉辦拜祖、祭祖大典與學術研討。人們不僅要問，如此隆重熱烈的開展祭奠和研究炎黃文化究竟有什么意義呢？這當然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問題。今天，在此以“天下尋根 傳承文化”為主題的“炎帝文化高端論壇”上，我也想就傳承和研究炎帝文化的重要意義講幾點看法：
其一，傳承和研究炎帝文化，可以更好地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
統文化。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光輝燦爛，炎帝和他率領的神農氏部落，含辛茹苦，披荊斬棘，歷經艱難險阻，在長期的生產和社會實踐中，創造了豐碩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為中華文明的發軔和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物質、文化基礎，炎帝與黃帝開創的炎黃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源頭，炎帝文化與炎帝精神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廣泛的包容性，傳承炎帝文化與炎帝精神，可以更好地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可從中汲取豐富的精神營養。
其二，傳承炎帝文化，可以更好地發揚自強不息、開拓創新的民
族進取精神。炎帝所處的遠古之時，生產力尚十分低下，自然環境又極其險惡，炎帝卻能率領先民勇敢的向大自然作斗爭，并在長期生產與社會的斗爭實踐中，以堅忍不拔、不斷探索的創新精神，進行了偉大的發明創造，使中國的農耕文明由此而興，使自古以來以農立國的中華民族有了生存之本；他又嘗百草以為藥，創造了中醫藥文化；他還提出“日中而市，聚天下之貨”，最早開創了市場文化；他又“結絲為弦”，制琴作曲，創造了音樂文化，此后的楚國研制編鐘，使隨州成為編鐘之鄉，創造了世界音樂史的奇跡，亦可謂一脈相承。所有這些創造都是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正是這種自強不息、開拓創新的精神，代代相傳，貫穿于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長何之中，才使飽經憂患的中國能威武不屈，始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在面臨竟爭日益強烈的國際情勢下，中華民族要奮發崛起，尤其需要傳承弘揚這種自強不息開拓創新的精神。
其三，傳承和研究炎帝文化，有利于進一步發揚心懷天下，為民
造福謀利的大公無私精神。炎帝為了尋求治病之藥，不顧個人安危，出入瘴氣彌漫，人跡罕至的茫茫林海，解除黎民的病痛之苦，甚至冒著生命危險，遍嘗百草，直至犧牲個人生命。正是炎帝的這種大公無私、舍己為人的高尚精神，代代延續，成為中華民族“天下為公”的崇高理想和道德準則，使無數仁人志士懷抱“利天下而不利一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良好情操，終于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個體生命應對于社會、對于民族、對于國家負責的價值取向。炎帝這種心懷天下，為民謀利的精神和情操，在今天尤值得傳承和弘揚。
其四，傳承和研究炎帝文化，尤其要發揚凝心聚力、和諧統一的愛國主義精神，十幾億海內外中華兒女，都是炎黃子孫，作為同祖同根的中華兒女都同心同德，傳承炎黃文化折射出的中華民族精神，這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不可多得的瑰寶，也是中華民族不竭的精神動力。中華民族歷經戰亂變遷，卻每每能排除干擾，凝結為一個整體，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文化傳統上講，炎黃子孫的血脈認同和大一統思想，是形成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是鑄就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基礎。我們要通過豐富多彩的各項活動傳承中華文明，以此來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承我們悠久的歷史所鑄就的偉大的中華文明。身為炎黃子孫，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公平和正義、為社會和諧、為民族發展和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我們的力量。
最后，我還想強調的是，既然傳承和研究炎帝文化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我們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與湖南省和隨州市的炎帝文化研究會都以弘揚和研究炎黃文化為己任，都應責無旁貸的為研究炎黃文化而不懈努力，都應為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深化炎黃文化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與突破，使炎帝和黃帝文化研究更上一層樓，步入新臺階。
